《千年财经》:千年古史的经济学读法（二）孟子：善意铺成炼狱之路

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，就源于孟子。这位主张“人性本善”的可爱孟子，在他的人生道路尽情挥洒着雄辩、智慧和善意，但纵观两千年经济长河，他的善意在不知不觉间、在一代代假道学的努力下，铺就了中华民族经济大业的炼狱之路。

儒家“左派”

孟子小时候家里也很穷，和管仲、孔子家一样，由于有关孟子的故事中，大多只见其母（比如孟母三迁），但不见其父，所以多数人认为孟子早年丧父。

　孟子从小立志学儒习礼，十五岁左右，他入学读书，“受业于子思（孔子之孙）之门人”。大约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，孟子在邹鲁一带收徒讲学，门生约有数百人。

大约四十多岁时，孟子怀着救民于水火的美好愿望，肩负平治天下“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”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带领弟子步孔子的后尘，周游列国，推行仁政，但也是没有啥子结果。

孟子死后，其学说在第一个千年中，一直不温不火，伴随着孔子暖暖场子而已，等到了宋代，其地位一下空前高涨，宋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，《孟子》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。元丰六年（1083年），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“邹国公”，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。以后《孟子》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，为理学家、假道学朱熹所推崇，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合为“四书”，其实际地位更在“五经”之上。到了元代，元朝的皇帝加赠孟子为“邹国亚圣公”，这是孟子始被封建朝廷尊封为“亚圣”。到了明代，因为朱元璋姓朱，所以同姓的朱熹走红，从而把儒家左派孟子越捧越火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目前国际上有一种观点，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出现在宋代，而恰好是在宋代，孟子学说开始被推崇备至，此后孟子地位越来越高，而资本主义萌芽只是萌芽，这点有些微妙。

孟子那虚幻的“性本善”

孔子去后，儒家分化为众多门派。其后，荀子说人性本恶，孟子说人性本善。到了南宋，有人编了本《三字经》，开篇就是“人之初、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

弄得人人都以为孔子、孟子是一条战线的，两人都说人性本善。但实际上，孔子只说过“性相近也、习相远也”，对前一个命题，没涉及过。孔子对人性的判断是含混的，从目前直接流传下来的信息来看，没有发现孔子对人性是善是恶进行过直接、清晰的判断。

孔子对人性的态度看似含混，其实很明确，托尔斯泰曾说过每个人都包含着全人类的所有性格，看遍人事沧桑的孔子以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六个字精准的阐述了人性的同异，这样复杂的人性那是善恶两个字能说清楚的啊？“性本善”还是“性本恶”其实是个假问题。

孟子这位儒家左派，高呼人性本善，并在此基础上，设计了自己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。

就因为相信“人性本善”，孟子非常推崇井田制的农业经济政策，主张百亩（合现制三十亩）为一田，九田为一井，一井的中间那一田为公田，收成归政府，四周的八田分给八户农民私有，收成归个人。一井上的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好公田，然后才能到自己的一田上去耕作，这样就等于叫给政府九分之一的实物税。当时之所以这样低的赋税，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发展农业经济。

晕啊，《诗经》早都生动描述了井田制度下，公田被人为荒废的情形，《诗经.齐风.甫田》云“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”，“无田甫田，维莠桀桀”。“甫田”就是大田，即齐国公室使用奴隶劳动进行耕作的“公田”。这几句诗的意思是：不要耕种那甫田，莠草长得又高又密，不要耕种那甫田，莠草长得像木桩一样。这同西周农事诗，如《丰年》、《载芟》、《良耜》所形容的“公田”的丰收景象相比，已是两个时代。《甫田》是齐襄公时的齐国民歌，就是说在管仲执政之前，齐国的“井田制”就难以维持了。鲁国在公元前五九四年已经实行“初税亩”政策，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，合法地承认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权，而一律取税。这都是孟子出生前两三百年间发生的事，可见孟子学习儒家经典不认真啊，没好好读诗啊，要不就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，故意对历史记录视而不见。

那井田制度产权不清晰、责任不清晰，违背产权制度，肯定导致国家税收的流失，如果人性真是善的，那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人人对私田、公田一视同仁，但问题是实际情况不这样啊。实践说明善恶说明不了这个问题，实践说明这属于法家总结的人性自利啊。

性本善假想之上的经济制度，很难落实啊。面对孟子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老人家，各国诸侯怎么能用其政策啊？问题是孟子还特能侃，一顿口沫横飞，老把对方辩友说的哑然，但辩论的胜利未必是逻辑的胜利，言语的成功未必是实际的成功啊，只可惜万千后人只陶醉在孟子的滔滔雄辩中，而忘却了多去看看实际情况。

孟子乌托邦的遗毒

在性本善的基础上，孟子还勾勒出了其心中的美丽新世界、完美乌托邦。

孟子在其书中描述的理想经济情况是老百姓能有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。”

这个乌托邦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农业经济的色彩，在孟子之时，也有大规模的城市出现了，当然那个年代就要求孟子认识到市场经济、认识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、认识到第三产业的巨大潜力，那是痴人说梦。

但孟子的思想，在宋代以后，在孟子红火起来后，极大束缚了众多没有想象力的儒生的脑子。在宋、明的历代历次经济变革中，或者所谓清流的大同理想中，都无数次的反刍过孟子的这个乌托邦模式。公元1840年后，外夷威逼，在如此环境下，大量的儒生想出来的富国强兵的救策依然是孟子的老一套，要井田、要五亩之宅、要人性善、要恢复尧、舜、禹三代旧制，加入的时代元素就是要驱除洋货、要驱除洋人，而不去看差距、不去看科技、不去看实际，连人口总量和国土面积的加减乘除都没算过，就疾呼，就圣贤云，就要为往圣继绝学，要为万世开太平，看似满纸忠义情怀、仔细思量确实毫无用处、满纸废话啊。

后代的愚蠢似乎不该归咎于千年之前的古人，但经过千年的演化，不切实际的“性本善”的惯性思维已经牢牢套住了无数的大脑，奈何啊。